埃斯库罗斯-古波斯文明：连通东西方的一座桥

公元前6世纪中叶，长期居住于伊朗高原的一个之前并不显山露水、与处于分裂自治状态的米底人关系密切的游牧族群—波斯人突然崛起，以摧枯拉朽之势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成为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期间两河、埃及等古老东方文明的正式继承者。在希罗多德《历史》等文献的影响下，古波斯帝国通常以其统治家族命名，被称为阿黑门尼德帝国。但大流士一世之前的数位波斯君主同阿黑门尼德家族的关系其实并不明确。在后世伊朗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雄才大略的居鲁士大帝领导下，原本弱小的波斯人同米底诸部落建立了婚姻与政治联盟，于公元前550年左右控制了埃克巴塔纳。公元前546年，居鲁士率领波斯人攻占萨尔迪斯，征服了原本与自己势均力敌的吕底亚王国，接管了从前臣服于吕底亚的小亚细亚诸爱奥尼亚城邦，从而同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城邦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接触。公元前539年，居鲁士麾下的波斯大军进入历史名城巴比伦，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随后，雄才大略的居鲁士大帝又开始经略东方的南亚与中亚地区。公元前533年，居鲁士率军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迫使印度河流域的一部分邦国向自己称臣纳贡。但他在远征斯基泰的过程中遭遇严重军事挫折，于公元前530年左右去世。居鲁士大帝之死也成为色诺芬、希罗多德等希腊作家阐发其哲学观、历史观的重要母题。公元前525—公元前524年间，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又先后征服了腓尼基、塞浦路斯与埃及等地。公元前6世纪末，大流士一世在登基之初基本完成了对各起义行省的平叛，以及对中亚广大地区的军事征服，最终奠定了阿黑门尼德王朝极盛时期的版图。

阿黑门尼德王朝对巴比伦、埃及、小亚细亚等地区的统治

作为一个后起的、早先文明程度有限的游牧民族，以及两河流域和埃及诸多处于文明衰落期、内部矛盾重重的古老文明的后继者，波斯人对庞大帝国的治理效果堪称惊艳，但终究未能跳出制约上古时代两河流域、尼罗河文明发展高度的盛衰周期率。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内部危机与分崩离析构成了波斯帝国迅速崛起、称霸与衰落的客观背景。身为后起者的波斯帝国既展现出自身独特的优长之处，又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之前走向衰亡的诸帝国难以摆脱的痼疾。一方面，两河流域的新统治者波斯王室具备后起民族特有的朝气蓬勃、开阔眼界与宽容精神。波斯贵族保留了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与过人活力。波斯君主会定期巡视帝国全境，并倾向于选择有才能的子嗣继任王位。在短短的200余年间，波斯帝国曾涌现过居鲁士大帝、冈比西斯二世、大流士一世、阿塔薛西斯二世等富于军事、政治才干的优秀君主，就连末代国君大流士三世本人也绝非庸碌无能之辈，始终得到部分臣子死心塌地的追随，并在逆境中同亚历山大大帝对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些案例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显示了波斯帝国统治理念中对君主教育培养与贤能品质的高度重视。与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在其巅峰期的残酷杀戮与横征暴敛相比，波斯帝国在埃及、小亚细亚与中亚地区实行了相对宽容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甚至十分重视笼络、任用埃及、腓尼基与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中的能工巧匠、贤哲之士与上层贵族。在国家治理方面，波斯帝国改进了亚述帝国的驿道体系，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行省制度，发明了用于宣传波斯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古波斯文这一重要文字载体，并鼓励巴比伦、埃及等富庶地区的农业生产。直至帝国灭亡前夕的大流士三世统治时期，波斯境内仍维持着古代世界条件下相当富足的农业生产与物质生活水平。

然而，作为上古时代两河流域地区的最后一位霸主，波斯帝国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之前诸帝国难以解决的内部深刻矛盾：即不断强化、日趋僵化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与被征服地区、民族纷繁复杂的利益诉求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根据零散的史料来看，苏美尔时代的部分城市国家可能实行过类似共和制或贵族制的集体领导模式。但在长达数千年之久的征服与叛乱、反抗与镇压的往复拉锯后，君主专制已成为两河地区的政治家、军事将领、神职人员、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能够认可或设想的唯一合法统治形式，并且集权的程度在亚述、新巴比伦与波斯政权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根据希罗多德、泰西阿斯与色诺芬等希腊作家的记载，波斯君主在奢侈豪华的宫廷内实行森严的等级制度，任用大量耳目监督臣子与民众的言行，并在小亚细亚地区对居住在那里的爱奥尼亚人横征暴敛，用铁腕手段残酷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斗争。然而，不断强化的高压统治并不总是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形势下稳住局面；而帝国境内的众多被征服民族也不会因为畏惧专制政权的血腥屠杀而放弃自身争取政治经济权利乃至独立与自由的反抗斗争。在阿黑门尼德王朝存在的短短200余年内，波斯帝国便先后经历了冈比西斯二世去世前后的大规模内乱、小居鲁士与阿塔薛西斯争夺王位的内战与大流士三世即位前后的政治危机等麻烦。而帝国境内被征服的各民族则会试图抓住每一次机会，制造足以动摇波斯帝国根基的骚乱，让看似江山稳固的帝国大厦顷刻间陷入摇摇欲坠之中。这些反复出现的统治危机，正是上古时代两河流域漫长历史中难以克服的若干根本矛盾的集中反映。

向西看：波斯文明与希腊世界的遭遇、冲突与交往

与之前称霸古代东方世界的埃及新王朝、亚述帝国不同的是，波斯文明在其如日中天之际遇到了来自东地中海世界的劲敌—古典希腊文明的经济、文化竞争与政治、军事对抗，后者的成功遏制了波斯帝国进一步向西扩张版图的努力，并最终导致了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灭亡。公元前499—公元前493年间，居住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希腊人发动了反抗波斯帝国暴政、争取自治与自由的大规模起义。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采取强硬立场，血腥镇压了这次起义。在战争期间，波斯帝国同对爱奥尼亚起义持同情态度，一度尝试以外交、军事手段支援起义者的雅典、斯巴达等希腊本土城邦结下了仇怨。公元前490年，波斯君主大流士一世试图颠覆新生的雅典民主制政权，扶植之前被雅典人民驱逐的僭主希庇阿斯复辟。但波斯远征军的一支分队在马拉松战役中被雅典将领米尔提泰率军击败。波斯铁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终结。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倾全帝国之力，组织了一支远征大军入侵希腊，结果在温泉关遭到斯巴达人的顽强阻击，并在撒拉米斯海战中被希腊联军击败，被迫撤军并放弃征服希腊本土的念头。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开始，波斯帝国利用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希腊城邦在激烈斗争中两败俱伤、急于争取波斯的资金与海军支持这一契机，重新开始插手希腊地区事务，通过军事介入、经济笼络与外交平衡等手段调控着希腊城邦世界中的势力平衡，打击有可能危及波斯霸权的新兴力量。波斯帝国的这一策略一度取得了巨大成功。公元前387年，波斯君主阿塔薛西斯二世与在科林斯战争中精疲力竭的诸希腊城邦签订了《大王和约》，以确认斯巴达在希腊本土的领导者地位为筹码，收回了波斯帝国对小亚细亚与爱琴海多数希腊城邦的统治权。

然而，正当波斯帝国处于领土规模、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强盛期时，大流士三世登基前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严重削弱了波斯帝国统治阶级的内部凝聚力，希腊世界北方的新兴势力—马其顿王国，则在方阵军事改革与腓力二世、亚历山大大帝两任杰出君主的励精图治下迅速成长壮大，领导希腊本土诸城邦发动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这一此消彼长在短短数年内便决定了波斯帝国的灭亡命运。亚历山大相继在公元前333年的伊苏斯战役和公元前331年的高加美拉战役中取得对波斯军队主力的决定性胜利；国王大流士三世在逃跑过程中被叛徒杀害。曾经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随即走向土崩瓦解，整个东地中海世界也随之步入了希腊化时代。

向东看：波斯帝国的统治对中亚世界的影响

学界传统上认为，阿黑门尼德王朝对中亚地区的统治只是形式上的，波斯帝国从未在中亚世界有效地推行过其政治、经济、宗教与其他文化制度。这一看法很难与中亚文明在阿黑门尼德王朝统治结束后，迅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的史实相吻合。近年来的考古、艺术史与出土文献研究已开始扭转人们的这一陈旧认识。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波斯帝国200余年的统治确实在中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了深刻印记，显著提升了中亚世界的文明发展水平，并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

来自中亚以外尤其是波斯帝国中心的材料明确显示，中亚与古波斯帝国存在频繁互动。建造于大流士一世登基之初的“贝希斯敦浮雕”中出现了马尔吉阿纳叛军首领弗拉达的形象，表明公元前5世纪末的中亚地区正在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波斯波利斯卫城档案等文书材料，反映了波斯帝国在中亚地区征课税款、建立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国王借助四通八达的皇家驿道对中亚地区进行治理的明确史实。通过这些带有典型两河流域文明特色的治理手段，巴克特里亚等中亚世界的枢纽区域同帝国中心地区建立了广泛的人员、物资流通渠道，拥有属于自己的但与波斯波利斯等帝国首都如出一辙的官僚制度、权力结构和经济制度。阿黑门尼德王朝于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4世纪后期在中亚地区建立的行之有效、影响深远的帝国统治与行政管理体系，构成了中亚世界此后快速进入文明阶段，并在希腊化时代以降的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重要历史背景。

波斯帝国的文化遗产

一部波澜壮阔的波斯帝国史绵延200余年之久，左右了亚洲、非洲与欧洲三大洲的古代历史发展进程，涌现出了居鲁士大帝、冈比西斯二世、大流士一世、小居鲁士与阿塔薛西斯二世等叱咤风云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对希腊化—罗马世界、帕提亚与萨珊波斯王朝与古代欧亚大陆东西交通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衔接古代东方历史与希腊化世界，连通两河流域与地中海、中亚地区的一座桥梁。

对于伊朗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进程而言，古波斯帝国开创的政治大一统局面，以及居鲁士大帝在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中的光辉形象，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古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与英雄人物在帕提亚王朝、萨珊波斯王朝时代被反复提及与重塑，成为后世生活在该地区的各族群人民引以为豪、奋发进取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波斯帝国开国君主居鲁士大帝通过历史记载与文学描写树立起来的崇尚公平正义、宗教宽容且对各族群一视同仁的贤君形象，曾激励着一代代后世知识精英，为他们改善自己的生活、建设自己的国家而不断奋斗。

从古希腊罗马史的视角来看，波斯帝国同希腊世界的关系极为密切，并至少在3个方面深刻影响了希腊文明在古典与希腊化时代的发展历程。首先，波斯帝国的政治疆域与行政治理体系塑造了希腊化世界的基本面貌。这套高度成熟、承载着两河流域政治文化在数千年间积累下的古老智慧的中央政权组织与行省地区治理模式，埃及、巴比伦农业区负责帝国中心谷物供应，皇家驿道维系中央与地方的人员、物资、信息交流的帝国治理物质基础，以及通过发行宣扬帝国统治者正面形象与基本国策的钱币来传播帝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做法，被征服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直接转化为希腊化时代的政治遗产，加速了公元前4世纪以降东方世界的希腊化与希腊世界的东方化这一双向进程，并为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最终实现地中海世界的政治、经济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次，作为古代东方世界与希腊知识精英时空距离最近、治理效果最为卓著的中央集权专制帝国，波斯帝国与波斯国王在埃斯库罗斯、柏拉图、色诺芬、伊索克拉底与亚里士多德等希腊知识精英的语境下构成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典范与同雅典民主制对立的“他者”，促使他们去思考以波斯帝国为代表的君主制和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彼此优长。柏拉图、色诺芬等贵族思想家赞美波斯贵族传统的高贵、理性与节制，借此树立了雅典知识精英政治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埃斯库罗斯、伊索克拉底与亚里士多德则将东方君主制的专制色彩同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对立起来。这些思考与相关辩论深刻影响了古希腊乃至后世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撰述模式。最后，希波战争的冲击和由此应运而生的泛希腊主义观念，塑造了希腊人的自我意识与世界观，促使希罗多德等知识精英去思考、探索希腊文明自身的整体特征，以及希腊世界对外关系的来龙去脉，从而造就了以希波战争为主题的希罗多德《历史》与希腊古典史学的诞生。在古代世界广为流传的其他名著，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泰西阿斯亦文亦史的《波斯志》、色诺芬的代表作《居鲁士的教育》《长征记》、普鲁塔克的《阿塔薛西斯传》以及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文史作品，同样选择以波斯帝国及其相关人物、事件为主题。可以说，对波斯帝国的观察、解释与评价，构成了贯穿古希腊知识精英历史记忆与史学撰述实践的一条主线。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形成的，重视普遍联系、追本溯源与因果分析的古希腊史学传统则构成了希腊化—罗马史学、中世纪基督教拉丁史学与拜占庭史学，以及近现代史学诸流派的核心要素。

在古代中亚地区的文明发展史上，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统治构成了中亚世界文明化进程与后世丝绸之路贸易开展的重要历史背景。大流士一世统治时代以降对中亚地区的军事征服与行政管理，将在两河流域地区实行、完善了数千年之久的一整套政治文明传到了中亚世界，建立了贯穿波斯帝国腹地，将中亚地区同埃及、小亚细亚等地中海沿岸地区连接起来的驿道体系，为中亚世界后世在古代欧亚大陆东西交通史上扮演的枢纽地位奠定了基础。此外，波斯君主居鲁士大帝以及波斯帝国官方信仰琐罗亚斯德教所尊奉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分别在希伯来圣经与古印度佛经的语境下被塑造成宽厚明君与黑暗之神的不同形象，从而在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中留下了关于古波斯帝国元素的永恒文化记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