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姑娘今日立遗嘱了吗-当30岁的人选择立遗嘱

（视觉中国/图）

父亲是在去世两天后被发现的，邻居闻到异味报了警。

2023年初，当张明赶到父亲家里时，警察正在叫法医来做鉴定。法医问张明是否需要做遗体解剖，张明没多想便拒绝了，他觉得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为父亲办好后事。发现父亲的工资卡里没钱，他依然没多想，自己掏钱办了后事。

自父母离婚后，张明和父亲的联系很少。他只知道父亲再婚了，但并不了解父亲的生活。办妥父亲的后事，张明去银行查父亲生前的银行卡流水，银行需要他开父子关系的证明。这一要求也出现在张明去当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查父亲房子的归属问题时。他借口说要买房，想知道户主是谁，这才得知房子已经不在父亲名下。

当张明开始怀疑父亲是否非自然死亡时，父亲的遗体已经火化了。三个月后，张明到上海见他的朋友王欣怡，说起父亲的骤然去世。对父亲没来得及好好告别的人生，他充满遗憾和心酸：“你可以想象吗.我爸爸的工资卡里只剩下两块钱。”

“他的意思倒不是想要他爸爸多少钱，他只是希望能还他父亲一个公道。他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王欣怡说。数月后，在上海，王欣怡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遗嘱。

2023年3月5日，上海，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在崇敬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现场为市民答疑解惑（视觉中国/图）

和母亲一起去立遗嘱

王欣怡38岁，属于“80后”独生女，在上海长大、生活，婚后和丈夫选择了“丁克”，工作和生活状况都还不错。朋友张明和他父亲发生的事，让王欣怡坚定了立遗嘱的决心，如果自己和母亲能拥有一份遗嘱，起码可保证意外发生时，家里的财产不会落入别人手里。

“至少在遗嘱的层面，可以做到明明白白。”王欣怡说。

2023年发布的《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2年度）》（下称《白皮书》）对25万份遗嘱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其中30岁到39岁立遗嘱者约占三成。近年来，“80后”订立遗嘱的人数呈上升趋势，2022年比2020年增长两倍。《白皮书》显示，“80后”订立遗嘱的主要原因是防止财产下落不明和照顾家人。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表示，随着“80后”逐渐成为家庭的中流砥柱、身处多种家庭关系的中心，很多人考虑尽早立遗嘱，将财产分配前置化，避免日后产生家庭纠纷。

社会对遗嘱的关注从近年的微博热搜榜即可见：“90后”三年来立遗嘱人数翻近3倍、“90后”已经开始立遗嘱了、“80后”“90后”立遗嘱四年翻近6倍、“90 后”将游戏账号虚拟财产列为遗产、18岁女生立遗嘱留两万元给朋友、90后女孩登记遗体捐献后又立遗嘱……关于遗嘱的社会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许多人不再把立遗嘱视为人生终点的事，而是定期盘点人生的一种阶段性起点。

在2023年春节王欣怡与家人团聚时，一位长辈向全家科普了遗嘱知识。这位长辈自己已经立好遗嘱，也推荐王欣怡的母亲订立遗嘱。她表示，如果意外发生，王母的财产继承人可能不仅仅是独生女王欣怡，也可能涉及王欣怡的叔叔伯伯，这对子女来说是一定的“麻烦”，而一旦进入法定的分配流程，遗产很有可能不按老人的意愿分配。

2023年3月，王欣怡和母亲一起到中华遗嘱库咨询，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均鼓励年轻且身体好的时候就办理，年龄越高，办理难度就越大，风险也会更大，立遗嘱需要支付的费用就会越高。而遗产的基数越大，对应的订立遗嘱的费用也越高。王欣怡正有立遗嘱的想法，了解到不立遗嘱的财产损失和未来继承的未知麻烦，“来都来了，就立一个遗嘱吧。”

从3月到中华遗嘱库初次咨询，到4月正式办理结束，王欣怡和母亲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咨询师按照《财富传承风险测评表》评估了当事人去世之后可能面临的风险事项。咨询过程中，王欣怡和母亲填写了涵盖家庭关系、财产情况、分配意愿和指定遗嘱提取人的申请表。

对于财产，王欣怡首先想到的是房子。《白皮书》显示，中华遗嘱库数据有超九成的“80后”的遗嘱涉及房产，出发点大多是保住房子。工作人员为王欣怡和她母亲罗列了几个大类，房产和宅基地等固定资产，存款、股票和基金等非固定资产，虚拟财产则是时代发展的新产物，如手机号、博客账号、游戏账号、虚拟币账号等。工作人员也让王欣怡写下自己的支付宝账号和密码，在遗嘱生效时由遗产管理人转交给继承人。

深圳遗嘱库（视觉中国/图）

咨询前，王欣怡最大的疑惑是，她没有子女作为法定继承人。她和母亲都把对方确立为继承人。如果母亲先于她去世，她的遗产会给谁.而如果她先于母亲去世，母亲的遗产又要给谁.

遗嘱里建议填写备选方案，王欣怡的母亲选择了自己妹妹的女儿。而王欣怡则在备选方案里将遗产平均分给丈夫和一位知心朋友—“因为我好友也属于‘80后’丁克，我就会想到，一旦我走在他们前面，那我能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也是希望活着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加好一点！”王欣怡也想，如果以后自己和丈夫有孩子，那财产的继承者也会相应地调整和变化。

确立遗产继承人的过程像是一场对人生意外的推演。王欣怡问工作人员，一旦朋友坐了牢怎么办.工作人员表示，继承人在坐牢期间无法继承财产，但可以保留到出狱之后。如果是死刑，财产就直接充公。

随着不断假设，王欣怡越发感觉到，那些看似遥远的意外离自己并不远，“你必须思考进去，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2013年4月3日，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外，市民排队进行登记（视觉中国/图）

新冠疫情后，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立遗嘱

上海市静安区，中华遗嘱库在一栋老建筑的顶楼。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在2013年发起主办中华遗嘱库。中华遗嘱库的办公点门口有一台遗嘱证自动领取机，办好的遗嘱登记证是一张印有编号的身份证大小的卡片，可供查询和提取时使用。对当事人来说，这像一张社会关系网，也像一份生活清单。

作为中华遗嘱库的咨询师，徐慧明的工作内容是接待立遗嘱的前期咨询和法律问题。每天，他大约接待五六个家庭，有时一个家庭来四五个人。一般来到遗嘱库的咨询者，大多是需要办理的人，“80%以上都是比较有明确办理意愿的，因为这个层面就像是医院，你不痛不痒的，也不会逛到医院去。”他说，沟通时间约在60到90分钟。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法律上认可的遗嘱形式包含六种，即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公证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和口头遗嘱。在中华遗嘱库，立遗嘱至少需要到遗嘱库两次，第一次核对相关财产凭证和身份信息，并与咨询师面对面沟通；第二次则是资料预审通过后，由法务部门起草文书，当事人来登记，过程包括人脸识别、录音录像、指纹扫描、精神鉴定等。正常情况下，流程结束后约一个半小时，即可当场领取遗嘱登记证。

2019年5月12日，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二登记中心，市民体验遗嘱登记（视觉中国/图）

生命的脆弱在疫情中被人们反复感知。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全国遗嘱公证机构的业务量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呈现出明显增长，北京市海淀区的遗嘱公证数量在疫情期间增长约30%，湖南、山东等地的遗嘱公证办理量出现了翻倍情况。一些法律服务机构也表示，他们在疫情期间收到的遗嘱委托数量比平时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

徐慧明观察到，不少来咨询的年轻人都会主动说到，亲人和老邻居在疫情中去世对他们的冲击。而一些疫情前还在咨询和犹豫的客户在疫情期间选择了订立遗嘱，“很多来咨询的人都说到疫情，人们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都提高了很多。”他认为疫情提升了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识和思考。《白皮书》显示，2022年，到中华遗嘱库咨询遗嘱的人数最高峰一天达到五百多人次。

25岁的李小轩是一位上海姑娘，正在读研究生三年级，即将工作。她从2023年2月开始咨询遗嘱，3月立完遗嘱。此前她在学校旁听法律课堂上的一些案例时，就感受到立遗嘱的必要，“隐隐约约有立遗嘱的念头已经很久了，动机是因为我家里有人过世，我自己在处理这个事情的过程中觉得确实很麻烦，所以有比较强的动力去把立遗嘱的事情做好。”

对李小轩来说，整个立遗嘱的过程“比较利索”。她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较为简单，目前她对房产和其他财产做出的安排是留给家人。尽管最初告知家人这件事的时候，家人有一些忌讳和不理解。“但我跟他们好好说了遗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为什么一定要那么做，最后他们就理解了。”

《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251322份遗嘱，现已生效的6362份遗嘱中，有1787份来自“90后”，357份来自“00后”。博客遗嘱颇受年轻人青睐，在中华遗嘱库“博客遗嘱”小程序留言的大多是年轻人，20至29岁之间的年轻人占比35.9%，其次是20岁以下的人群，占比26.57%，其中不少是在读学生。

此外，不少未婚不婚者为了保障个人财产安全和未来生活规划，选择早早立下遗嘱。

在徐慧明看来，订立遗嘱的不婚不育者有了明显的增加。截至2022年底，有1369名未婚不婚者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遗嘱，这一数据总量在2017到2022年六年间增长12倍。2022年，344个未婚不婚者订立了自己的遗嘱，其中女性未婚不婚者所占比例高达71.51%。

徐慧明遇过最特别的遗嘱当事人是一位未婚未育者，这位当事人跟父母关系不算特别好，最亲近的是她养的一只宠物狗，陪伴她多年。但因为工作，这位当事人每年要到非洲工作一段时间，她担心自己的安全，立遗嘱的时候，财产一部分留给父母，一部分留给朋友，并委托朋友帮忙照顾自己的宠物狗。

“因为她说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都是这只宠物狗在陪伴她，她把狗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宠爱，所以如果她发生什么意外，她不希望宠物狗没人照顾了。”徐慧明也表示，这样的“委托照顾”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对朋友的信任。如果想要有法律约束力，也可以有其他办法解决。

中场与新起点

订立遗嘱之后，王欣怡的生活一切如常。

截至2022年12月31日，“80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一共有3009人。《白皮书》显示，“80后”订立遗嘱的人大部分家庭内部无纠纷、本人身体健康，订立遗嘱更像是未雨绸缪，遗嘱处理的财产以房产为主，涉及房产的比例高达97.3%，其次为存款。也有5%左右的遗嘱人名下没有不动产，部分中青年人即使没有不动产这类重大资产，也提前做好了安排。

在这之前，王欣怡已经在红十字会注册了个人遗体捐献。她有不少同学和同事都注册了遗体捐献，希望到时可以将遗体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

在立遗嘱的全过程中，王欣怡的丈夫都没有陪她一起去。“他没想过立遗嘱。但对我们家庭来讲，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对我们自身利益的保障。”王欣怡认为，立遗嘱的行为本身和“死亡”的牵扯并不多，而是一个清晰的逻辑思考过程，“如果说一旦发生死亡，那死都死了，我们就聊一聊活着的人有没有受到一些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疫情几年中看到了很多死亡，‘突然死亡’的事情太多了，就会有一些无措。”王欣怡说，“但并不是说这样的想法就表示我很悲观，我觉得人生到了哪一步，就按照哪一步走，只不过在事情到来之前多做一些准备而已。”对王欣怡来说，立遗嘱就像一场对自己的家庭及社会关系的梳理和反思。“首先考虑你把遗产留给谁.我没有法定继承人，我会思考到底想要留给谁.留给这样的一个人，你觉得值得吗.”

“但是有一个我愿意把遗产留给他的人，我觉得是一件比较庆幸的事情。特别是在现在的社会，我还能有几个可以托付也值得在过世以后把东西给他的人，我觉得这是我在立遗嘱时感到比较庆幸的事情。”她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欣怡、李小轩、张明为化名。）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吴俊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