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勤勉之帝也能招致覆国.细说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于煤山寿皇亭一棵歪脖子树上上吊自杀，时年35岁。死时“以发覆面，白夹蓝袍白细裤，一足跣，一足有绫袜”，蓝袍上血书“朕自登基十七年，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本纪第二十四》）。

崇祯帝也算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勤政节俭的皇帝了，他于18岁（1627年）接手其兄熹宗朱由校的皇位，共在位17年，在位期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一心想把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光复强大，然而此时的国家已是内忧外患、积难重重，像一位病入膏肓的老人，不是几味汤药就可以挽救的了。

一、旱灾、蝗灾带瘟疫，天灾连年

可以说从崇祯帝即位到死亡的十七年里，中国北方蝗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饥民饿死者无数，“死人弃孩，盈河塞路”，尤其在陕西，“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崇祯十三年（1640年），在河北地区又爆发了瘟疫，那时称“疙瘩病”、“疙疽病”后又发展成“肺鼠疫”，由于当时医学条件限制，再加上旱灾、蝗灾，几年的时间里蔓延扩散到北京、山西、陕西等地，“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到崇祯十七年秋，累计死亡民众达千万人以上。

二、兵变、起义夹战乱，内乱不止

崇祯元年（1628年），在旱灾、蝗灾和官府的压榨下，陕西等地终于爆发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高迎祥为起义军领袖的第一代“闯王”。起义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转战河南、湖北、陕西、四川等地。至崇祯八年(1635年)，全国势力强大的起义军已发展至十三家七十二营，他们在河南荥阳集会，并攻下了南直隶凤阳，甚至还挖掘了明的祖陵。高迎祥死后，李自成继续称“闯王”，转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于西安称帝，国号“大顺”，三月直逼京城，声势浩大。

三、外患频仍，虎视眈眈

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盘踞在东北的后金就不断南下，侵犯明朝边疆。先是后金统领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公开起兵反明，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被袁崇焕重伤后死亡，继任的皇太极继续南下攻明，数次被蓟辽总督袁崇焕打败，崇祯三年（1630年）袁崇焕遭反间计被崇祯凌迟处死后，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皇太极用十余年时间统一了明长城以北包括内蒙古、东北、俄罗斯北至外兴安岭以北、西起贝加尔湖、东至萨哈林岛（库页岛）间的疆域。自此无后顾之忧，对明朝的江山是虎视眈眈、伺机夺取。

四、君臣离析，其心寒寒

崇祯皇帝即位后，他勤政节俭，事必躬亲，昼夜不息，励精图治，史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他也多次与大臣商量改革之策，“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然朝政大权被强大的文官集团把持，往往朝令夕改，令出不行，崇祯实施的赈灾募捐和图变强国竟无人支持。在李自成进攻北京时，他所倚重的太监杜勋投降、曹化淳也开广宁门投降，兵部尚书张缙彦开正阳门、太监王德化则引导李自成从德胜门入，他所等待的四支卫京军队（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也迟迟未到，崇祯帝“登上钟楼，鸣钟召集百官，但无一人前来”，此时的崇祯帝万念俱灰，悲叹“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天灾、内乱、外患加上强大的文官集团、党林之争，大明国家已是支离破碎、分崩离析，行如大厦将倾，势同强弩之末，无论谁接手这么个烂摊子，都是焦头烂额、举步维艰啊，更别说刚18岁成人的崇祯了。

一是铲除阉党，巩固政权。即位之初，抓准机会先剪除魏忠贤阉党羽翼，后贬其守陵，再逼其自缢。至崇祯二年（1629年）共铲除阉党二百五十八人，分别定罪处置，打击了阉党祸国殃民的嚣张气焰，巩固了自身政权地位；

二是平反冤狱，重启旧臣。铲除阉党后，对受阉党迫害的冤案进行平反，对罢黜的官员进行重新启用，并重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托其收复全辽重任；

三是勤俭节约，号召赈灾。面对旱灾和蝗灾引发的饥民灾害，他带头把宫中的金银器皿拿出来变卖应急，并号召百官捐钱捐物，崇祯皇帝还节俭自律，连他自己的衣服破了也舍不得换，他还“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四是安抚内乱，抵御外患。对处于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势下，对内农民起义采取以安抚为主，对外后金的侵犯采取坚决抵御为主，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命调回四支卫京军队。

五是勤政敬业，励精图治。据史料记载，崇祯帝经常为处理公文彻夜不眠，“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称“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比起他的祖辈神宗朱翊钧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父辈光宗朱常洛纵欲享乐、兄长熹宗朱由校专注木工来，可谓过之而无不及。

六是不妥协、不割让、不南迁。在李自成攻入京城的前一夜，曾派投降的太监杜勋进城与崇祯谈判，条件为：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崇祯犹豫之后也未答应。在此之前，有人曾提议将朝政南迁也被崇祯否决。

以上可见崇祯皇帝志向远大、杀伐果断、奖励功臣、勤政为民等等，也算是历史上少有的勤勉之帝的亡国之君了。亡国非崇祯之过，实乃时势所迫也。只能说崇祯生错了年代，成了明朝覆灭的替代品。

李自成在《登极诏》中形容崇祯“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明史·流贼传》中评价为“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崇祯又有其性格双重的一面。他一方面铲除阉党，另一方面不汲取教训又重用太监杜勋、曹化淳等（后杜勋、曹化淳、王德化等投降李自成）；一方面任用重臣，另一方面又怀疑撤职或杀之（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里，竟撤换内阁大学士50人、六部尚书67人、都察院御史132人等等，为历史之最；凌迟处死蓟辽总督袁崇焕为最大失策）；一方面号召官员捐款赈灾，另一方面自己的钱又舍不得往外掏（据《明季北略》记载，李自成入北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一方面体恤民众，另一方面又逼死周皇后、袁贵妃、砍杀两位公主及妃嫔数人。如此等等概不详述。

《明史》形容崇祯为“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崇祯虽刚愎自用、独断多疑，然并非是导致亡国的直接原因。历史上夏桀商纣、北齐后主高纬、南陈后主陈叔宝、隋炀帝杨广皆为亡国之君，亦为奢靡淫乐、昏庸之主。崇祯虽为亡国之君，但并非昏庸之主，他励精图治、殚精竭虑的想干好每件事情，却一次次的失误，以致错失了很多良机，他前后共六次颁布“罪己诏”，发现了问题所在却没有从根源上去解决，而是一味的自责，唯一可以拿得出的“铲除阉党、平反冤狱”也是昙花一现，仅此而已。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