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第二季-关于《国家宝藏》节目创新特征研究

文章|亨克的孤独

编辑|亨克的孤独

《国家宝藏》作为一档文博探索类电视节目，诞生之初就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节目范式，在内容、形式及传播策略上均呈现出鲜明的开创性，探索了我国文博类节目在文物呈现与精神传达上的新路径，节目内容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弘扬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在文化博物探索中彰显了大国意识。

《国家宝藏》自2017年初播以来，目前已播出三季，共计涉及27座博物馆81件文物。每季节目由九期文物呈现与一期“特展之夜”或“国宝盛典”共同组成，前九期以博物馆为单元，每座博物馆推选三件文物在节目中向观众呈现，第十期则邀请嘉宾公布最终入围2018年度、2019年度“九大国宝特展”和“《国家宝藏》年度中华文明标识”（第三季）的文物，让观众再次体认祖先留下的优秀传统，重温一件件文物的丰富内涵和突出价值。

从内容角度对三季节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节目中“前世传奇”文物故事、精神文化内涵、艺术元素都极具创新性。“前世传奇”文物历史剧和“今生故事”素人嘉宾访谈，是《国家宝藏》进行文物呈现的两个主要环节。

“前世传奇”是节目中最主要的叙事内容，以文物本身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相关事件为基础演绎文物故事，借助微型历史剧完成叙事表达，让观众在生动有趣的情节中了解文物，在故事化的文物呈现中走进历史，让沉寂的文物“活”了起来。精神内涵方面，以往文博类节目着力于对文物工艺、价值、时代背景进行平白的介绍，《国家宝藏》则另辟蹊径，着力于个体体验的传达与家国情怀的书写，深入挖掘文物这一叙事主线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

另外，作为一档主要以青年人为目标受众的文博类节目，《国家宝藏》的艺术元素贯穿当代潮流与传统文化的对话，音乐、文案、海报的创作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彰显时代精神。《国家宝藏》所进行的多方面创新实践，证明了文博节目可以借助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当代阐释，融合综艺元素和娱乐元素，进一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解读与传播。

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物节目，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湖南长沙马王堆辛追墓出土时的电视直播，主要呈现考古活动、文物知识，是文博类节目的雏形；1998年之后出现的《探索·发现》《国宝档案》等节目，内容集中在文物的器型、工艺、时代背景和相关典故讲解。

2002年，中央电视台推出《鉴宝》节目，以娱乐化的形式展示文物的经济价值，讲解文物背后的历史。后相继推出《寻宝》、《一槌定音》等节目，在原先的“鉴定+竞猜”模式中加入了“风险交易”环节，基于历史价值的文物收藏、鉴定类节目一度成为中国电视综艺的潮流。

2017年末，中央电视台播出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首次以博物馆为单位，以舞台剧为载体，在综艺节目中对国宝文物进行呈现。

与气势恢宏的文物纪录片和传统文博综艺节目相比，《国家宝藏》邀请著名演员以舞台剧的形式再现历史情境，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文物所蕴含的的人文精神和艺术价值。节目用场景化的手法展现历史，通过微型历史剧的形式将舞台表演与文物阐释完美融合，使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及社会发展进程。不仅说明了文物的具体历史情境，而且再现了政治、礼教、风俗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屏幕，观众可以感受到不同时期历史人物的人文风貌和性格特征。

另一方面，电视综艺节目具有娱乐性特征，当下大多数电视观众对于综艺节目的首要期望都是“娱乐”“舒缓”，综艺节目如果不能满足这一基础需求，就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传递和感染教化，“即使你的节目很有‘水平’，很有‘意义’，群众不买你的账，也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对电视综艺节目的娱乐作用是万万不能忽视的”。

《国家宝藏》节目中的各色文物故事，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满足受众娱乐需求的作用，通过对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进行趣味化的想象、还原，弥补以往文博节目在内容表达上“说教式”“扁平化”的弊端，保持娱乐性的同时兼顾艺术性和思想性，开创了文博节目文化传达的新范式。

“故事超越了传统的文化区隔系统，是全球意义活动的一种‘通用语言’，具有‘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心理认同基础。”《国家宝藏》中的文物故事通俗易懂、来源广泛，既有史册中明确有之的事件，又有人民大众耳熟能详的传说，还有基于文物背景的合理想象，看似直观通俗，实际上已经将中华文化的精神融入其中。

故事是人类构筑精神世界的特殊方式，人类最原始的记忆便是在对过去事件口耳相传的故事中诞生的。作为一部旨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电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即是通过重现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珍贵记忆来讲述中国故事。

节目立足文物和历史本身，将翔实的资料分析与大胆丰富的想象相结合，创作文物历史剧对文物进行呈现，从故事来源上可分为文物本体故事、假借名人事迹的故事、以文物精神为内核的虚构故事。关于各个文物的记载从史料翔实到资料不全，故事中蕴含的虚构成分逐渐增多，但都是在保证“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创作，三类故事共同助力历史与文物生命的再现。

近年来，文化类综艺节目成为电视文化节目的新生力量，不断探索着传统文化传达的新路径，这不仅要求编导者自觉地把向观众提供雅俗共赏、丰富多彩的各种文艺节目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和创作指向，传播健康益智、寓教于乐的精品节目，更应是创作者和编导们应该遵循的原则。

《国家宝藏》节目意图让文物“活”起来，当然并不是真正的复活，而是让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重新让大众所了解，这才是“活”的最本质意义，“前世传奇”中的文物故事，不仅彰显着文物的历史、艺术和历史贡献，也让观众在精彩的舞台演绎中更加贴近中国深沉的文化脉搏。

《国家宝藏》借助“前世传奇”，让观众在平易的故事中领略到古人的风貌和中华精神的伟力。文物本体故事以真实历史为蓝本，围绕文物直接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记载展开叙述，故事中或人物或事件，均与文物有紧密关联。

但文物历经千年洗礼，我们无从得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具体发生了什么，因此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故事是以历史为骨、想象为肉，在雅俗共赏的历史剧中呈现文物的艺术价值和精神内涵。

故宫博物院“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是《国家宝藏》开播呈现的首件文物，该画卷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史料对于这件文物的记载大都集中在绘画手法和艺术价值方面，关于其诞生和流转，记录几乎为零。唯一可供考证的只有宋代蔡京写在卷尾的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

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从中可以得知，画作作者的姓名是希孟并且此人勤奋好学爱好绘画，关于身份的变动则先是画院的学生，之后被召入文书库。题跋中点出了与此画相关的三个人物：宋徽宗、画作者王希孟、蔡京，并大致交代了三者关系，因此《千里江山图》的“前世传奇”主要围绕这三人关于画卷绘制的行动展开，是典型的文物本体故事。

关于王希孟的历史记录极少，只知他完成《千里江山图》后便不知所踪，至于他从哪里来，后来又归宿如何，一直都是千古之谜。由于蔡京题跋中对王希孟的记录只有一个名字和在画院、文书库的短暂经历，文物故事如果单纯围绕此人展开难免有强行编造之嫌，因此节目主要聚焦宋徽宗和蔡京，借他们二人的行动凸显出《千里江山图》的艺术成就与贡献。根据宋徽宗热爱艺术的特点与题跋所述内容，节目将故事设计成“画院考试—希孟受赏识—蔡京嫉妒—希孟领命作画—画卷完成”的结构：

在这个文物故事中，一国之君宋徽宗对人才的爱惜、权臣蔡京对年轻画家的的嫉妒、少年王希孟的绘画天赋与才能，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

《国家宝藏》第二季第三期，河北博物院推选的文物中有一件是“长信宫灯”，此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刘胜祖母）的长信宫内而得名。关于宫灯的所有者，《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认为“阳信家”是该灯最初的主人，即阳信夷侯刘揭家，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因罪国除之后，此灯归长信宫尚浴府使用，而后窦太后又将铜灯送予刘胜之妻窦绾。节目采用了这一说法，从宫灯入长信宫作为故事的开始，围绕立储之事与刘彻对天子之道的领悟逐渐展开，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长信宫灯”此前在2010年4月《国宝档案》也曾出现，当时节目主要是介绍长信宫灯的收藏者，灯的流传，长信宫灯的使用年代和设计构造，以及宫灯的保存，通过“讲述+纪录片”的方式进行呈现，观众难以从中领会其文化意义与精神内涵。

《国家宝藏》历史剧以文物的流转、文物相关历史人物结构故事，故事中“七王之乱”“立储”均为史实，节目用长信宫灯巧妙的将窦太后、刘彻、刘胜联系起来，借助窦太后与刘彻的交流一步步引出天子之道、大汉繁盛之因，让观众在立体的故事空间中了解历史、领会古人的智慧。

另外，故事中添加了“灯灵”这一角色，灵动可爱，避免了整个故事沦为教条化的说教，她作为一个中介，代表着从窦太后忧心国家到汉武帝励精图治的精神延续，是一个由抽象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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