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雍正为何编写了《大义觉迷录》，其中体现了他哪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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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是清朝雍正皇帝在曾静投书案后所作，书名取曾静《归仁说》“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之义，主要目的是为驳斥曾静等人提出的华夷之辨，以儒家的“德”确立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这里简要提一下曾静投书案，它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时张熙化名张倬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以策动其起兵反清，该信提出了“华夷之辨”的思想，以此否认清朝统治的合理性。

后来此人被岳钟琪检举，最后揪出了背后的主谋曾静、张熙等人。雍正帝闻此消息后，将两年内与此案相关的上谕、审讯词以及投书的信件内容汇合成书，命名曰《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分四卷，包括雍正曾颁布的10道上谕，还有曾静的47篇口供、张熙口供2篇。如果说《清世宗实录》反映了雍正皇帝的“大一统”思想，那么《大义觉迷录》便是雍正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大义觉迷录》共体现了以下几点重要的内容：

《大义觉迷录》

一、“辨正统”。曾静等人认为， 清朝入主中原是“以夷变夏”，因而谈不上什么正统性。雍正皇帝对此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从“道”的角度来争论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一个王朝正统性的标准是“德”，“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的引入便消释了“夷夏之辨”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雍正继而将清朝与历代作了比较，认为自汉唐以来的盛世不过二三十年，而清朝自建立至今，天下承平，“百姓自龆龀之年至于白首，不见兵革，父母妻子家室完聚。此非朝廷清明，庶绩咸熙之所致乎.”在雍正看来，一个王朝正统性的标志便是有德的标志，而“德”的集中反映便是盛世的出现。因此，在“德”面前，一切的“夷夏之辨”、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便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雍正帝

二、“辨封建”。曾静等人提出出于生计窘迫的需要，要求恢复封建时期的井田制，雍正认为，土地制度并非产生贫富的根源，最重要的是人情。贫富不均的现象不只出现在清朝，历朝历代都有类似的情形，因此封建井田制的存废，应该适应于当时的需要，因地制宜。对曾静等人提出的“封建是圣人治天下之大道，亦即是御戎狄之大法”这一主张，雍正首先肯定了某个时期封建制度的存在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则是必然，在此基础上他阐述了继续推行封建制可能带来的后果。

三、“辨华夷”。这一思想是雍正创作《大义觉迷录》的初衷，对于曾静等人强调的夷夏之别，并据此指出的清朝政权不具有正统性的主张，雍正进行了回击，他驳斥了以地域和服饰差别来辨夷夏的观点，这里他举了周文王的例子，如果仅以地域划分夷夏的话，那么华夏民族心中的周文王应该属于“西夷之人”。在雍正看来，区分夷夏的标准应是“识纲维”、 “知礼法”、 “尽人伦”、 “顺天理”等。

《大义觉迷录》

四、“辨君臣”。雍正的“辨君臣”其实也是要淡化“华夷之辨”的思想性，他援引孔子《春秋》中的君臣之分，“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认为君臣之分是首要的。

可以说，《大义觉迷录》虽是一起反清案的直接产物，但却是雍正帝表达自己大一统思想的工具。其间，我们可以对雍正的民族思想、正统思想、治国思想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清）雍正帝：《大义觉迷录》

吴洪琳：《试论雍正帝的民族思想—<大义觉迷录>新解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4卷第6期。

衣长春：《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河北学刊》 2012年32卷第1期。

孙雪：《雍正帝驳“封建论”—以<大义觉迷录>为视角》，《速读旬刊》2016年第2期。